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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明以来士人心灵艺文志

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《晚明以来士人心灵艺文志》的文章,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。

(李渔居芥子园)

【文化的江山】

李冬君/文

明中叶以后,文坛上流行一股清丽的小品文体,短小精悍,格言款式,说着性灵的话语,句子很甜,像只花丛中的蝴蝶,在生活的花园里吮吸;句子很人性,像个愤世嫉俗的青年,灵魂对肉身的惊异发现,开始放纵一种自我审美的张力;句子很愁苦,像位饱经苦难的老人,回忆当年不知苦滋味的鲁莽。而对于这些应接不暇的巨人艺语,再也没有比小品文更为应景的款式了。

张岱有个陶庵梦

汉文化从周公制礼作乐到明末甲申国变,积攒了2600多年的风华,至明朝末年而绝代。张岱的审美生涯,就是在这样一帧锦如汉赋的终极篇章里徜徉走过的。对汉文化繁复的精致与极致,他那份单纯的沉醉,却表现如饕餮,以他那颗冲破伪道学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的性灵之心,乐此不疲在物欲缤纷的世界里,展示他的名士风流,搅动上流社会追逐名士以及名士手上的长物风流。

可耗尽他倾情大半生的华美,对于大明王朝来说,却不过是回眸的一抹惊艳。1644年清人入关,大明江山如多米诺骨牌,从北向南最后一块倒在这枚“性灵纨绔”的脚前,他以历史之眼观摩了这场王朝易代的演出。好友苏松总督祁彪佳在杭州沉池殉明,而另一位好友大明的太子少保、户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王铎,与大明的礼部尚书钱谦益,则在清人兵临南京城下时,携手打开城门,亲自迎清军入城。

此情此景,张公子怎么办?张岱没有功名,可以不殉国,也不必殉国,那国不过是一家一姓的朱家王朝,而他的江山在文化,文化的江山里的精华就在他的脑子里、身体里,与他的生命共一体,他要将文化的江山保存下来,传承下去,他还不能死。

他在《陶庵梦忆》“自序”中说:陶庵国破家亡,无所归止,披发入山。每欲引决,因《石匮书》未成,尚视息人世。然瓶粟屡罄,不能举火,饥饿之余,惟弄笔墨。去冬还轻裘珍馐,今冬却无钱举火,这种从巅峰跌入深渊的体验,如梦中惊醒,提示他作为兴亡遗续的使命。《石匮书》是祁彪佳殉明前,叮嘱张岱不能死,汉人的历史唯张岱这般锦绣人物才能完成。

跌入深渊反而踏实了,就在深渊里写作。记得林风眠先生说的,我像斯芬克斯,坐在沙漠里,每一个时代皆自誉为伟大的时代。可伟大的时代一个接一个过去,我依然沉默。历史呼啸而过,王朝是历史之鞭下的陀螺。

张岱不再恣意放纵,不再叛逆,而是沉浸在深渊里静默观看,回忆思索如梦一般的绝代风华。对痴人不能说破梦,于是,他痴于梦而将醒沉于梦底。王国维与张岱一样痴,却又绝望于梦醒,于是,将醒沉于湖底。而张岱在梦底,每忆一美,每一忏悔,每一记之,每一泣之。

这期间,他完成了《石匮书》这部重要史学著作,以告慰他的老友祁彪佳。当年他想与祁彪佳同殉大明,老友不允,嘱他汉人的历史要汉人来写,要他活下去,完成《石匮书》。他有这个能力,可以说他甚至比谈迁、全祖望、査继佐更有资格列为“浙东四大史家”之一。

《陶庵梦忆》留住了文化的根,无论阳春白雪,还是市井玩好等诸诸般般,都在他伤心的俏皮绝句里纷纭呈现,一部汉文化两千年的百科全书。这是一卷张岱手里的“清明上河图”,从12世纪

到17世纪,从北宋末宣和年到大明末崇祯年,从开封汴梁走到会稽山阴,襟带扬淮、金陵、苏、杭,汉文化走了五百多年的锦绣之路,以其丰赡培养了一批百科全书式的士人精英。《陶庵梦忆》在前,《红楼梦》在后,张公子的痴狂启示了贾宝玉的叛逆,又无可奈何轮回为世俗观念中的痴癫,最终被逼向出世;而曹雪芹的痛惜与悲悯,则在缅怀张岱那一时代的华彩中萃取并挽留了中国古典风范。一部伟大的作品,必有诗性和人性打底子,表现苦涩的时代之狂。

明代狂人多,“狂”的代表有两位,一位是思想家李贽,另一位是艺术家徐渭,此二人皆以“狂”名世,亦因“狂”而被世人铲除。李贽是狂人的先驱,徐渭是张岱的父辈;李贽要我理我穷,我物我格,其狂若高高山顶行;徐渭则要泼墨大写意,其狂光芒夜半如鬼语。

徐渭去世的第三年,山阴同郡张岱出生。张岱少年时就痴嗜徐渭之狂格,遍访搜集徐渭诗稿,26岁时刊印《徐文长诗稿》。狂人陈眉公是张岱的父辈,也是他的忘年交,狂人陈洪绶是他形影不离的至交同伴。

情人入关,国变传来,陈洪绶正寓居徐渭的青藤书屋,悲痛欲绝,纵酒大哭。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里说他这位兄弟,国亡不死,不忠不孝,其实那是在痛责自己。去年还同王铎泛舟杭州水上,谈书论画。转年就看他开南京城门投降清人,以张岱的痴狂,内心将起怎样的波澜?

葬完义士祁彪佳,陈洪绶作陪,张岱在自家府邸,接驾鲁王朱以海,并请鲁王观赏自家戏班演出的《卖油郎》,以此绝唱辞别鲁王,归隐山林,表明自己的决绝心迹。几年后,他的次子欲博取功名,去参加大清顺治十一年的省试,寄身于异族篱下为臣。想来他也别有心情,一种烟波各自愁吧。幸亏还有一座文化的江山,“愁”还有个去处,在《陶庵梦忆》里慢慢纾解。

晚明士人心苦,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商品经济中,他们以放纵寻求自由独立的人格样式,以“痴狂”的天真与稚嫩,从太湖流域啸傲到西湖岸边,以为找到了新时代的自我定位。“痴”如一盏灯,可以风雨夜行,做一番独特的游历;“狂”如一把火,如一道闪电,如一个霹雳,就如同闻一多诗里说的“爆一声咱们的中国”。但一切还未及成型,便被野蛮打得七零八落、凋零一片了。

文明倒挂了,落后战胜了先进。明亡后,在这巨大的历史时差中,顾炎武似乎想通了一件事,那就是:亡明可以,不能亡天下。而天下就是中国文化,读书人要守住文化的根,作最后的抗争,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。《陶庵梦忆》以审美的眼光,一边扫描文化中国,一边留下了珍贵的文化中国之遗产。今天,我们读狂人书,似乎可以触摸到文明的哀伤。《陶庵梦忆》是晚明繁华世相的一个立此存照,张岱是悲凉的,他披发归隐,不与新朝合作,将生命终止于前朝旧梦中,供后人凭吊。

李渔把生存过成诗

明清之际,历史轰然飚过。尘埃落定之后,新秩序下,人们还得照旧生活。生活与生存不同,生存可以将就,而生活就要讲究。生存遵循自然规律,而生活得遵循价值规律。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,荣辱得失是价值规律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里告诉我们“闲情”是生活,生活是生存的偶得,必须料理好生存,生活的感应频率才会显现,在生存之闲时必须锦上添花,才是人的生活。不必忌讳锦上添花,“添花”应该是人生的坐标。

李渔的一生,是一介寒士的奋斗史。

他总是涉险于贫困的边缘,起伏如冲浪,但无论浪尖还是谷底,无论前浪还是后浪,他始终会坐在浪尖上,抓住瞬间的峰巅,钟情于生活的审美,沉浸在生活的所有细节与趣味里,顽强地活出品位来。他对生活的挚爱,使他给予《闲情偶寄》的精神基调,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执着。他写作,带戏班子演戏,携一大家人游历,品吃、养生、造园子,把一个“芥子园”营造成生存与生活“两重天”。事实上,有关生活的品位,他都不妥协。

李渔比张岱小十几岁,为同代人,两人时间重叠,但他早于张岱先逝。他们,一个生活在过去的回忆里,一个生活在当下。隐居后,张岱开始写《陶庵梦忆》,直到130年后,西历1775年,乾隆44年,这本书才面世。而李渔56岁时,便开始总结他的戏剧理论和生活美学,着手著《闲情偶寄》,1671年刻印全稿,与张岱的《西湖寻梦》同年付梓。看来,李渔没有读过《陶庵梦忆》,甚至在写作《闲情偶寄》时,亦未睹《西湖寻梦》。而张岱则有可能知道或看过《闲情偶寄》?不知两人是否有过交集,以张岱对戏曲的痴,不会不知道李渔,他在《陶庵梦忆》里说:余尝见一出好戏,恨不得法锦包裹,传之不朽。尝比之天上一夜好月,与得火候一杯好茶,可供一刻受用。这说明他们“性相近”呐,也许他们因生活于不同圈子而“习相远”。一个是富家纨绔,一个是乡里村娃,习惯必然霄壤。

李渔萍寄杭州发展时,张岱在绍兴快园隐居,还时常泛游西湖。不过,那时张岱已经隐逸,写作、挑水、莳田;而李渔正一边游走于达官贵人的府邸讨生活,一边在市场里寻求安身的方寸,以他有骨有节有性灵的审美原则,才不至沉沦于“唯物”的生存。

李渔身上有市井气,这是张岱不具备的。李渔是金华兰溪伊山头村人,游埠溪从村里流过,舟行数里,就到了游埠镇码头。码头,唐初就建了,唐代诗人戴叔伦曾放棹兰溪,有诗句“兰溪三日桃花雨”,此后有几位大诗人都来过。小时候,李渔常从游埠镇码头乘船到衢州看各种戏班子演戏。那时,镇上百业兴旺,码头有“三缸”(酱、酒、染)、“五坊”(糖、油、炒、磨、豆腐)、“六行”(米、猪、药、茧、竹木、运)、“十匠”(铁、锡、铜、银……)等,四方贾商云集。

中国士人一般都会自带诗文气,而对市井气则避之唯恐不及。一介寒士在体制外生存,必须有市井气。李渔就这样,可以建园造景,可以自带戏班子,亦可写畅销书;不愉快就迁徙辗转,把一个大家庭背在肩上;或建在书斋园林中,一家人过着自由平等真爱的生活,艰难的生活硬给他过成了一首有结构的诗。

《陶庵梦忆》也写市井玩好,但那是“隔岸观火”式的观察与审美,而李渔则生活其中,被人以“俳优”鄙之。张公子是真“闲情”,他有富庶的家底和才情供他尽情挥霍,而李渔则是忙里偷“闲”,对他来讲,忙是生存,“闲”是生活,生活是精神和心灵上的闲暇,他只要有才情一项技能仅供差遣就够了。他没有像张岱那样披发归隐,而是选择了剃发,他把头发上交了大清王朝,算作“人头税”,同时,他把大脑以及情感与思想,作为“投名状”入伙了文化的江山,他要在文化的江山里艺术地活着。总之,李渔和张岱各持各的人格操守,各有各的命运。

汉文化到晚明的精致样式,定格在《陶庵梦忆》里,又在《闲情偶寄》里鲜活。林语堂说《闲情偶寄》,可以看作是新一代中国人艺术生活的指南。

李渔还有一股豪杰气,一生结交很多朋友。在南京与曹雪芹的曾祖江南织造曹玺有走动,与曹雪芹祖父曹寅是忘年交,看来在《红楼梦》之前,那些经历易代的士人,不约而同对即将终结的晚明文化进行了一次重启式的彩排。如果说“重启”是一次文艺复兴的话,那么《红楼梦》则是这一次彩排的伟大成果。

沈三白浮生沧浪

北宋庆历年间,一位诗人在体制内很郁闷,便从开封府往“水是眼波横,山是眉峰聚”的锦绣江南去,在江枫渔火处,购得一园,开始经营起自家的精神据点。

诗人临水筑亭,心似沧浪,故名之曰“沧浪亭”,自号“沧浪翁”,此乃苏子美也。

此后,光阴似箭,穿越了两三个王朝,又来了一介布衣书生,姓“沈”,名“三白”,身旁还有一位女子,亭亭玉立、眼色纤纤地落在潮湿的苔藓、古树皮的褶皱中,如惊鸿一瞥,那便是芸娘了。俊男美女,轻罗小扇,借住于沧浪亭,伏于窗前月下,清风徐来,暑气顿解,品花赏月,其乐何之!

十八世纪的沧浪亭,还是可以登叠石远眺的。中秋日,三白携芸娘登亭赏月,晚暮炊烟四起之际,二人还可以极目四望,见西山,水连天,一片疏阔。

三白时时慨呼:幸居沧浪亭,乃天之厚我!芸娘也常叹:自别沧浪亭,梦魂常绕。那时三白困窘,倒也闲暇清淡,卖画为生,布衣蔬食,有芸娘相伴,可谓知己,然而,人有病,天知否?

沈三白,略晚于曹雪芹,两人身世、性情相似,都能诗会画,一个写了《浮生六记》,一个作了《红楼梦》,都有凄美的爱情故事,滋生在情感的原始湿地里,过着远离清廷体制的性灵生活。《浮生六记》中“闺房记乐”,带给读者对爱情的审美寄托,不输于《红楼梦》的“宝黛”悲剧。沈三白与妻子芸娘,在“沧浪亭”里浮生,烹茶煮字,品花赏月,日子虽时有捉襟见肘,但他们物欲不高,日子过得如诗如画。三白喜谈《战国策》和《庄子》,前者是入世的,后者是出世的。芸娘也有自己的审美,她说学“杜诗之森严,不如学李诗之活泼”,根性里与夫君心有灵犀。

“人弃我取”是三白的生活美学观,他和芸娘的居所,名之为“我取轩”。可惜,怎奈红颜薄命,芸娘独自西去。三白笔下,不依不饶的悼亡,将芸娘兰心蕙质、典雅朴素的气度美,定格为中国文化对女性审美的标杆。

十九世纪末,王韬的妻兄在苏州的一个冷摊上,发现了沈三白的这本自传残稿,经王韬之手,才得以流传后世。不知这位三白公子是怎样的倾慕李白,反正,他以自己的一生,诠释了“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”的诗眼人生。

三白只是记录自己的生活方式,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介布衣可供审美的自选集。人在“沧浪”中浮生,不仅可以像苏子美那样高蹈隐居,还可以像沈三白这样平淡过日子。

林语堂读罢《浮生六记》叹曰:芸娘之美不可及。曹聚仁云游至沧浪亭,忽有所悟,叹息道:在那样精致的曲榭中,住着沈三白这样的画家,配着陈芸这样的美人,是一幅很好的仕女图,只有在工笔画里才能看到。

读《浮生六记》如品古画。

上大学时读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,厚厚的一大本。只记得被一句话如电火行空般击中,大意是每个人内心都会为艺术留有一小块方寸之地,只是看你有没有发现它。那一刻我发现了它,那蒙尘已久的对美的冲动就这样被擦亮了。是丹纳打开了我的审美天窗,使我坚信美与生俱来,是人性的元色,真善的底色。

读书,知性的参悟与知识性的了解是不同的,也许就是一个缘吧。从“疫情期间生命的‘清供’”至“儒歌到晚明的走板”以及本篇,这三篇文字,是我封闭在家时,面对17本古人的书,边翻翻看看,边随手记录偶得。我想,这17本书以及它们的作者,都拥有一句话的审美启迪之力,阅读它们,得之一体一言足矣。

(作者近著《文化的江山》四卷,中信出版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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