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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的战船和水战都是什么时候兴起,发展如何呢?

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古代战船的历史,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。

先民的水上活动和舟船的发明,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。在中国南北各地,已经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舟船的图像资料和木浆实物,特别值得提起的是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木桨,其年代约为距今7千年前。结合文献记载和民族志资料,可知新石器时代的水上活动工具主要是桴筏和独木舟。在水系发达、河湖密布的南方地区和东部绵长的海岸沿线,可能很早就发生了水上战斗。

夏、商和西周时期,中国的军事活动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中心,文献中只有利用舟船济运军马的事例,如商末周军于盟津济渡黄河,又如周昭王南征楚国时济渡汉水,都是靠舟楫渡运军队和车马。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时期曾进行水战的记载。

在中国,水战之成为战争的一种重要方式,以及作为军队兵种之一的水军之登上历史舞台,是在春秋时期,首先发生于长江中下游的荆楚吴越地区。这一带,江河纵横交错,湖泊星罗棋布,居民习于“以船为车,以楫为马”。春秋中晚期,位处长江中游的楚国日益强盛,而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又先后崛起,为拓展疆域、争夺霸权,楚、吴、越三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,它们都组建了专事水战的部队,并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公元前549年夏,“楚子为舟师以伐吴”;

公元前523年夏,“楚子为舟师以伐濮”;

公元前518年冬,“楚予为舟师以略吴疆”;

公元前515年春,吴楚相抗,楚“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”;

公元前485年春,吴“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,齐人败之,吴师乃还”;

公元前482年,“发习流二千人,教士四万人,君子六千人,诸御千人,伐吴”,其中“习流”即“习水战之兵”……

从公元前549年舟师水军第一次见于文献记载开始,几十年间,在长江中下游发生了多次水战。由于水军成为专门的兵种,楚、吴、越之用兵往往水陆并举,故此时期又出现了与“舟师”相对的“陵师”一词,用以指称传统的陆军。

战国时期,水战依然局限于南方,中原列国基本上只是利用水道、依靠舟船运送军队和粮草。如《华阳国志》卷三记:秦惠王时,

“司马错率巴、蜀众十万,大舫船万艘,米六百万斛,浮江伐楚,取商於之地,为黔中郡。”

这个材料对船队的规模可能有夸大,但秦国用“大船”、“舫船”载运军队和粮食,亦见于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,应是事实。又如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引述秦王的话说:秦军“乘夏水,浮轻舟,疆弩在前,錟戈在后,决荥口,魏无大梁”。这仍属于以舟船运兵,其制胜手段是决河灌城。

此外,在《孙膑兵法》下篇《十阵》中有专论“水战之法”的一节,但并不是讲水上战斗,而是阐述当车兵、徒兵组成的部队遇到江湖障碍时,应如何了解敌情、攻击敌船、控制渡口,以保障车、徒顺利通过。至于《墨子·备水》所论之“以船为轒輼”,则是讲守城时如何防御敌人以河水淹灌城池。

关于东周时期的战船,现主要有两类材料,一是文献记述的春秋晚期南方诸国的战船,一是战国铜器图纹上的战船形象。

见于文献记的吴国的战船有大翼、中翼、小翼、突冒、楼舡(船)、桥舡、余皇诸种,越国的战船有戈船和楼船。

三翼是吴国的主力战船,据《伍子胥水战兵法》讲:

“大翼一艘长十丈,中翼一艘长九丈六尺,小翼一艘长九丈。”

据《越绝书》所转述的《伍子胥水战兵法》,大翼的尺寸还更大ー些:

大翼一艘广丈六尺,长十二丈,容战士二十六人,櫂五十人,舳舻三人,操长钩矛者四,吏仆长各一人,凡九十一人。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,弩各三十二,矢三千三百,甲兜各二十二。

可见这是一种桨手众多的较大型战船。中翼和小翼的乘员分别为86人和80人,其中战士与桨手的比例,大致与大翼相同,约为1:2。

突冒,顾名思义,当船速很快,利于冲突。汉代至南北朝时有战船名“冒突”,或即突冒。《后汉书?岑彭传》唐李贤注:“冒突,取其触冒而唐突也。”这或许是一种船首有前突的坚硬冲角的战船,能快速行驶,用冲角撞敌船。《伍子胥水战兵法》将突冒与冲车(攻城槌)相比附,也是一个佐证。

楼船,这是一种大型战船,因于船上建楼,故名。水战中通常作为统帅的座船。公元前525年吴楚长岸之战中,吴王的乘舟“余皇”成为双方争夺的日标,它应当就是楼船。

戈船,历来有两种解释:一谓船上建戈矛,因而得名;一谓船下安戈戟等利刃,以御潜水凿船之人,因而得名。

《太平御览》卷760引蒋子《万机论》曰:吴日争于五湖,用舟而相触,怯勇共覆,钝相俱倾。由这些记述可知春秋晚期已有专门的水战武器,水战的基本方式是接舷战和撞击战。

据《越绝书》所述,伍子胥向吴王讲论“船运之备”时,曾将各种战船和各种战车相比附,以说明其作用:

大翼者,当陵军之车;小翼者,当陵军之轻车;突冒者,当陵军之冲车;楼舡者,当陵军之行楼车也;桥舡者,当陵军之轻足剽定骑也。

反映了水战中已将多种战船综合运用,相互配合。然而,文献的记述还是过于笼统和简略,因而难以具体地了解这些战船的形制和结构。

战国铜器图纹上的战船形象,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。在青铜器上刻画现实的水陆攻战场面,是战国时期铜器装饰的新风格。有这种图纹的铜器,现共发现4件:

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两件铜鉴;杨宁史旧藏一件铜壶(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);1965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一件铜壶。其年代皆为战国早期。其图纹极其相似,特别是关于水战场面的刻画,构图几乎相同,似有统一的图样或底本为据。其上之战船,无帆无舵,以桨推进,分上下两层,下层容纳桨手,上层搭载兵士作战。几件铜器上的水战画面,均为两船相抵,战士隔船相斗,所用武器有戈、矛、戟、剑、弓矢和盾牌。

尽管图案化的战船图像上,每船仅绘出四五名战士、三四名桨手,但从其双层结构可以推知,这是一种较大型的战船,因为有底层舱室,其船舷必然升高,而为了保证稳定性,就必须有较大的长度和宽度。这种图纹,多半是以春秋战国之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战为依据而绘成。在杨宁史壶的水战图纹上,能够看到战士们所用的武器中有多戈戟,这正是其时流行于这一带的独特兵器。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图纹上的战船形象与文献记述的三翼联系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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