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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渊明真的因为五斗米才归隐的吗 陶渊明辞官的原因是什么

很多人都不了解陶渊明归隐的事情,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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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渊明(365-427),字元亮,名潜,别号五柳先生。他近半生过着隐居生活,他的归隐对于中国文人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而他的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则被世人传为佳话。

但是,陶渊明只是一个完全没有人生理想和追求的隐逸者吗?

当然不是,早年的陶渊明曾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热血青年,“大济于苍生”是他的人生理想。

陶渊明出生于没落的官宦之家,他的曾祖父陶侃,是东晋开国元勋,曾官侍中、太尉、都督诸军事,后任荆江二州刺史。陶渊明祖父陶茂,曾为武昌太守。根据陶渊明的自述,陶家确实曾经显赫一时,十分风光。然而,陶渊明父亲早逝,官位不及前辈。到陶渊明一代,家境就逐渐败落了。

虽然生活贫困,但青少年时期的陶渊明,饱读诗书,决心在仕途上干出一番事业。这个时期,儒家的“出世”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在《杂诗》中他写道:“忆我少壮时,无乐自欣豫。猛志逸四海,骞翮思远翥。”可见,他年少时是志存高远的。

《拟古九首》中,他写道:“少时壮且厉,抚剑独行游。谁言行游近,张掖至幽州。 ”写此诗的时候,他已经归隐多年,虽然身在江南,却还想着西北和东北边塞,对晋王朝覆灭心存惋惜之情。

在《咏荆轲》一诗中,陶渊明热情地歌颂了壮士荆轲 :“其人虽已没,千载有余情。”

从这些诗句中,可见陶渊明早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之心的,与纯粹隐匿山水的隐士并不相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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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渊明从二十岁开始游宦生涯,一生四次出仕,四次退隐。第一次入仕是29岁时,任江州祭酒,但不久就因“不堪吏职”而回家;第二次入仕是在36岁时,加入了桓玄幕,两年后,便以生母孟氏辞世为借口辞官回家;第三次出仕时,刘裕凭借北府兵打败桓玄取得了东晋政权,一改从前的腐化奢侈的风气,这勾起了陶渊明的入世之心,便在刘裕幕做了参军,但没过多久就又辞官;第四次入仕为任彭泽县令,仅仅80多天后就因大几岁熟知的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辞官归隐,当时他41岁,这也是最后一次出仕。

陶渊明每一次任官时间都不长,就辞职归隐田园。其中,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也许只是一个导火索,深究陶渊明辞官的原因,有主观上的,也有客观上的。

首先,从客观上来说,当时的社会,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复杂,北方是所谓的“五胡十六国”,西北少数民族贵族在中原一带割据混战,并不断对南方进行骚扰。而南方的东晋政权极其黑暗,对人民进行残酷压榨,农民起义频繁,直接威胁当权者的利益。

同时,东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,不停地发生夺权斗争,起初是司马道子、司马元显父子专政,接着是恒玄起兵反晋夺取政权,后来刘裕消灭恒玄代晋。这一系列残酷的政治斗争,陶渊明耳闻目睹的同时又身受其害。

在《停云并序》一诗中,陶渊明明写天气,实则暗喻世事的混乱。

霭霭停云,漾漾时雨。八表同昏,平路伊阻。静寄东轩,春醪独抚。良朋悠邈,搔首延伫。停云霭霭,时雨潆漾。八表同昏,平陆成江。

激烈动荡的社会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,为此,陶渊明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《感士不遇赋》,猛烈地抨击了当时政治的腐朽与道德的败坏,控诉了正直之士不是被埋没,就是遭到小人谗害,表达了“宁固穷以济意,不委曲而累己”的思想,决心保持高尚的道德与纯朴的节操,远离污浊的官场。

在那个年代,相互残杀的政治环境,以致于不少文人倒在血泊之中。所以魏晋时期的文人,纷纷逃向山林和田园以躲避灾祸。他们或放浪形骸,或寄情于山水。道家追求的人生的解脱和精神上的自由,成了他们的理想。在南朝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一书中,记载了当时注解《庄子》已有八十家之多,说明道家思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。

同时,东晋时期所承袭的 “九品中正 ”的取士制度,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,世族子弟把持高官厚禄,形成了一种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土族”的格局,陶渊明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,进入官场晚,而且官职相当卑微,面对晋升无望,他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。在《饮酒》之十九中说:“畴昔苦长饥,投耒去学仕。将养不得节,冻馁固缠己。是时向立年,志意多所耻。”

从主观上说,陶渊明有着热爱自由的天性。一方面,他有着建功立业的理想;另一方面,他也向往着古代的隐逸高士,如传说中的许山、务光,殷周之际的伯夷、叔齐,秦汉之间的商山四皓,都成为了他的榜样。《归园田居》一诗中,他写道:“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。误落尘网中,一去三十年。”陶渊明原本喜爱大自然,所要官场生涯对他来说就是误入歧途。

因此,在该诗中,他又接着说:“ 暧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 。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。户庭无尘杂,虚室有余闲。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。”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才是他内心真正向往的。

彻底归隐之后,陶渊明像一只快乐的小鸟,恢复了他热爱自由的天性,飞出了阴暗狭小的鸟笼,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中。

在《归去来兮辞》中,陶渊明说:“世与我而相违,复驾言兮焉求?”他承认自己率真的性格是无法改变的,在陶渊明的字典里,没有委曲求全、逆来顺受这样的词,当他的耿直天性与龌龊官场无法调和时,他宁愿去过贫困潦倒的农耕生活。

有人说,陶渊明辞官归隐是文人一种自命清高的表现。然而,陶渊明归隐后,自己亲自下地劳作,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,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在封建社会,受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的思想影响,文人所做的失去应该是读书做官,务农会是一件被人耻笑的事情,比如《颜氏家训》说“多见士大夫耻于涉足农商”。在《劝农》一诗中,他写道:“孔耽道德,樊须是鄙。董乐琴书,田园不履。若能超然,投迹高轨。敢不敛衽,敬赞德美。 ”他认为农业生产是世人赖以生存的根本,热情赞美平凡的劳动生活,讴歌农村与农民,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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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,陶渊明并非天生就是隐士,陶渊明的归隐田园,从主观上说,是他“性本爱山丘”的无拘无束的个性,以及他忠厚耿直的品格决定的。而在客观上,腐朽没落的政治环境,让一身远大抱负的陶渊明无处可去,最后的归宿惟有山林和田园。

现代社会,物质生活空前丰富,科技进步神速,表面上人类比以前享有更多的自由,但人们却越来越忙碌,越来越压抑。生活在这样的社会,常常有一种被异化的感觉。

这个时候,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风光,让我们享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。尽管我们无法回到真正意义上的桃花源,但无论何时,都在心中保留一片桃花源,这就是陶渊明带给后人的永恒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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