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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皇帝为人口问题甚是操心 他们都是怎么解决的

还不知道:古代人口问题的读者,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,接着往下看吧~

人口自古以来就是执政者关心的大问题,咱们中国作为人口大国,出台过一系列人口方面的政策来减慢人口的增长。

像是计划生育,主张晚婚晚育,少生优生,这一政策的实行,直接将世界人口达到七十亿大关的脚步拖慢了二十年,可以说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世界资源短缺、人口密度过大的问题。实际上,人口过多不仅是我们现在的问题,古代的皇帝们为了人口问题也是操了不少心。

一、 人就是生产力,很久以前国家一直鼓励生育

1、 很多朝代刚建立的时候,因为战乱、饥荒,国家需要休养生息,需要更多的人力

我们都知道改朝换代是历史的选择,前朝因为各种原因,可能是暴政,可能是战争,不得已被新的朝代新的统治者取代,这都很平常。可俗话说得好:阎王打架,小鬼遭殃。每每国家遇上大的动荡,真正受苦受累的,还是老百姓。

杜甫的《石壕吏》中就描绘了打仗抓壮丁的场景,一个家里的男丁,除了吃奶的都得上战场,有时连女性也要上,就像北朝民歌《木兰诗》。我们今天喜闻乐见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,觉得那是孝顺,何况木兰最后的结局也很是圆满,但仔细想想,这本就是个悲伤的故事。

每每战争过后,是一个国家人口最少的时候,留下的也以老幼妇孺居多,毕竟青壮年都去打仗了。所以,当一个新的统治者出现时,他往往减轻赋税,鼓励百姓多多生育。

朱元璋在做皇帝后,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奴隶、流民解放为自由民,这样一来,人口大大增加。在冷兵器时代,人数的多寡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战斗力,在战国时,人数多的国家,综合实力往往都强过那些人数稀少的国家。因此执政者对人口往往盼着越多越好。

2、 为了鼓励生育,甚至出现了强行婚配这样的荒唐事

古代政府为了鼓励生育,也制定了不少政策。十五六岁在今天看来,还是孩子的年纪,恋爱的话就算早恋,是不被提倡的。但是古代十五六的女孩男孩结婚,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,唐朝太宗诏令:“诏民男二十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,州县以礼聘娶。”

宋朝律法也有类似规定:“在法:男年十五,女年十三以上,并听婚嫁。”甚至到了年纪没有结婚的人,父母会受到惩罚。春秋时,越国法令有云:“女子十七不嫁,其父母有罪;丈夫二十不取,其父母有罪。”

结了婚的,但是另一半不幸去世的,古代也鼓励他们再次结婚。唐朝有规定,寡妇在为丈夫守完礼后,必须再嫁,如果到时候还单着,政府就会为你安排结婚对象。我们今天说着政府安排对象的笑话,殊不知在古代确实存在。

3、中国人以“多子多福”为上,人丁兴旺深刻在百姓的心中

其实不光是朝廷希望人口能增加,小家中,百姓们往往也希望家里添新丁。中国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家庭观念的国家,老一辈总认为钱赚得再多也不如生一个小孩。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议,古人确确实实是希望家里的香火越旺越好,蝙蝠、石榴也因为多子多福的好兆头受到人们的喜爱。

古代生育的成本实际上比现在要小很多,家长们既不需要从幼儿园就开始争名额,也不需要报名各大辅导班。古代登记人口时不仅登记姓名性别这种,还会登记职业。像是在明朝,为了让百姓安稳营生,是不允许随意更改职业的。

农民就需要一直种地,子子孙孙也要接手父辈的锄头 ,不能从商,更不能随意进城。歌妓、舞妓或是梨园行当也得一直干下去,传子传孙。这样虽然有阶级固化等种种问题,但确实节省了许多教育成本,吃饭的手艺由父辈教授,一个人的成长甚至不需要识字,有手艺就行。

这样一来,从上到下,都是一个心思,那就是多生小孩,凡事都有个度,人多了,问题就接踵而至。

二、韩非子早就预见了人口问题,明清皆有抑制人口的办法

1、在以人丁兴旺为福的古代,韩非子和商鞅都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

古代人就是战斗力,尤其是春秋战国,但在这样的背景下,古代先贤中就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说法,他们认为:人口增长过快,会引起财富减少,食品不足等资源分配不足,甚至引起战争的,这方面的代表人物,就是战国时期法家学说的代表人韩非子。

韩非子在《五蠢》中写到:“今人有五子不为多,子又有五子,”在他看来,在当时的生产力情况下,这样的人口增长趋势,是十分危险的。其实即使发展到近代,人口过多导致的食物危机也依旧存在,直到袁隆平研究出了杂交水稻。

不得不说,中国在保护世界方面真的做出了不少卓越贡献。商鞅也和韩非子一样,预判到了人口过多带来的危险,他提出了人口和土地平衡的理论,如商鞅写到:

“地方百里者,山陵处什一,数泽处一,溪谷、流水处什一,都邑、蹊道处一,恶田处什二, 良田处什四,以会作夫五万。其山陵、数泽、溪谷可以给其材,都邑、蹊道足以处其民,先王 制上分民之律也。”

2、中国历史上最早担心人口过多的皇帝,非乾隆莫属

据历史记载,早从周朝开始,就有了登记人口的做法,各朝各代也都有黄册一类的统计人口的工具。但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,是在清朝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。那时候,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赋役制度被废除,清初又有“永不加赋”和“摊丁入亩”的政策,使百姓所担负的徭役和负担有所减少。

清朝时,农作物的产量和种类,相比起战国时期都多了很多。尤其是明晚期传入中国的番薯、玉米等作物产量的提升,百姓的生活水平可谓大大提高,很少有食物不够吃的情况。

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,人口增长幅度急剧攀升,乾隆皇帝虽然乐于看到百姓安居乐业,但是面对户部清查的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,不免感到压力山大。据史料记载,乾隆五十七年全国人口突破三亿人,为“民数三万万七百四十六万有奇”。

这是第一次人口统计到具体人数,此后,清政府每隔几年都会清查一次人口,直到清王朝灭亡前夕的1911年,最后一次统计人口数是四亿多,现在常常可以在电视中看到,民国时期总是有人说四万万同胞,其根据就是出现在这里。

3、 明朝“分其丁口”,清朝“提倡晚婚”

面对人口增长的压力,朱元璋采取的是“分其丁口”,丁口指的就是男女人口,据《明史》记载,洪武三十五年,户部派遣官员到山西,将没有田地没有房屋的家庭,分到北京居住,政府会给这些人钱和耕具,还有一些种子,保证他们过去了能安稳生活,五年以后,再向这批人征税。

明朝这一做法,是将人口密度大的地方分出去一些人到人口少的地方去,这样一来,人口密度就下降了。

原本在哪里生活过不去的,到了新环境,政府再帮助一下,也能过上好日子。不得不说,比起强硬地禁止生育,这种做法不仅切实地解决了人口过多的问题,还开发了新的土地,更是利国利民,一举三得。

清朝在乾隆皇帝看到人口增长过快时,也采取了和明朝差不多的方式。人多了,没有土地,缺少粮食,那就迁徙开荒,开辟新的耕地。

有道是:旱的旱死,涝的涝死。有些人没有土地,有的人良田万顷。洪亮吉就在《生计篇》和《治平篇》中写道:“有兼并之家,一人据百人之屋,一户占百户之田,何怪乎遭风雨、霜露、冰寒、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?”

于是清朝禁止土地兼并,并且减轻赋税,厉行节约,争取让每一分土地都物尽其用。不止如此,晚清的学者汪士铎就在自己的《乙丙日记》中提出了晚婚晚育,提倡男子二十五以内,女子二十以内严禁嫁娶。

还批判了多子多福的风气,认为一家生一个孩子足够,倘若“生女两个,生男三个”,就该加重赋税,大力惩罚。汪士铎不仅停在理论,更是推荐了许多节育方法,药物节育被他认为是适合女性身体,保护女性健康的好办法。

汪士铎的理论在今天看来,就是计划生育的古代版,优点多多,可在那个年代,无异于是爆炸性的发言,百姓观念难以转变,汪士铎的理论终究是停在理论。

三、人口过多,古代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口迁徙

古代意识到人口过多的皇帝不多,不过解决办法确实不谋而合。百姓的观念难以改变,计划生育在古代只会沦为纸上谈兵。人口迁徙,降低人口密度,禁止土地兼并,将每一分土地都物尽其用,才是最合适的方法。

参考文献:

《明史》

《乙丙日记》

《清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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